林靖

不定时归档用,旧文新文混发

大迁移

《JANUS》稿


     我坐在角落,干净的圆桌上摆着一束花。桌布是蓝色的,花是淡黄色的。

那个男人朝我走来,他说,他见过我小时候的样子。他一直以为我是个小女孩,没想到长大后是个青年,但青年也不错。他说他带来了我从前遗落在他那里的一套画具。

我睁开眼惊异地盯着他,但他的模样突然改变了,变成了一个我所熟识的人。于是我笑着摇头说,不不,你不是他。你没见过我小时候的样子,我也没在你那遗落下画具。

于是他走了。关门时,我看到他又变回了原来那副我不认识的模样。


一声惊雷,我从床上弹起来,整间屋子暗得像是在夜晚。雨丝从窗外飘进来,我赶紧关好窗,又躺回床上。那个窗户很高,我从床上看去,竟然像监狱里的小窗口一样。我也是一个囚犯啦,入狱的原因是疾病,这间狭窄阴暗的小病房就是我的单人牢房。 

刚躺下去,南落的摆钟就敲了六下。傍晚六点了,给我送饭的人还没来:我的哥哥,在医院对面的面包房里打工。而本该在五点半来做一次检查的医生也没有来,现在我真的觉得我被关在这里服刑了。我走动不了多远,我一站起来就不太舒服。

在没有鲜花、没有音乐、也没有书籍的日子里我只能靠冥想度日。起初几天我一直在想我在罗马的日子,想那些阳光明媚的街道,还有我在每个春天认识的所有的男男女女们。罗马之前还有巴黎和柏林,那里有我认识的几个人。今天,我终于回想起我的童年,从那之中抓住一条裂缝,用力撕开,里面隐藏的事物竟使我无比讶异。

他大概是第三个月时出现的。我们的队伍停在了一个不知名的山头,我们在这里休整了三四天。带队前进的男人给了我一套画具。我在山崖上画,在溪边画。他跑过来,告诉我,我是个绘画天才。


若真如他所说,成年后的我也早就是个出名的画家了。我想他只是小孩子未见过世面的赞美,但当时我却当了真,给他画了一幅画,我在那个年级见的人都是褐发碧眼,我画不出他的发,只能将他的金发留成了白色。

我一直认为他是同路的另一支队伍里的孩子,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人,他的队伍总是离我们很远。

霍利,霍利,我想到他的名字了,一个我永远能够脱口而出的名字。我总是认识很多人,但总是分不清他们和他们的名字与脸庞。但是“霍利”,我可能可以记住它一辈子。

——“费里西诺安·瓦尔加斯。”

“费里西诺安·瓦尔加斯,我知道你的名字。”他很认真,“我知道你很多事情,人们总是说起你。”

彼时我正随着人们进行一场大迁移,在我看来,是一场毫无目的的流浪。携带的行李不多,多的是人,乌泱泱的一大群人。有些人到了要去的地方就走了,有些人中途加进来,有些人在树林中扎营时,被野兽叼走,有些人路过草地时掉进泥沼和水塘。人们的消失和出现总是无声无息的,有些人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,又是怎样不见的,也许大家对他们告别都有印象,但我总是后知后觉。有时我们在路上会碰见军队,他们穿着残破的军装,手里没有武器,背包里只剩很多白旗。他们说他们要去我们来时那个地方,他们是去打仗的,而不是去投降。

领队的是一个男人,他很年轻,戴着眼镜,很爱干净。我是队伍里最小的孩子,领着我的是一个褐色长发的女人,我一度以为她是我的母亲,后来发现她也很年轻,相当于我的姐姐。那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好像是夫妻,后来离婚了:其实我并不知道他们曾经是不是真的夫妻,也许只是伙伴。我知道的是那个女人后来嫁给了另一支队伍里一个白发的男人,在大迁移结束之后。那个男人我没有见过。我在巴黎时,有人跟我说,如果哪天我看到一个年轻的白发男人,那就是他了。我从来没见过他,因为他是另一支队伍的。

我在随着队伍奔走的时候,就经常想,应当还有的,应当还有另一支像我们这样孤独的队伍。后来霍利告诉我,有的,确实有的,只是我们素未谋面。

只是我们素未谋面。


六点二十,医生终于来了,带来了哥哥家里的饭盒。他做了例行检查,然后说:“你哥哥托我把饭菜送来给你,他说他没有空了。”

我笑着对他说谢谢,等他出去,才打开盖子。没什么好吃的,清水煮面,有一点点番茄瓣。罗维诺太忙了,时间只来得及做饭,但送不过来。雨越下越大了,我忽然想起来,罗维诺对我说过,从前他在马德里郊外的一个小镇上住院时,住的也是这种阴暗又潮湿的小病房。

面煮的有点干了,但捣烂的番茄很好吃。我一边吃,一边想,其实人生就是上帝编排的一出戏,出现的角色和场景早就被安排好了,并且经费由于经费有限,所以有的场景用了无数次,有的人只出场一次。也许戏中所有角色生病时用的都是这间监狱般的病房,而为了节省出场费的支出,霍利只有一次与主演费里西诺安共同出场的机会。


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。

迁移的路上并不总是风和日丽,相反,狂风骤雨是最常见的天气。很多时候,前进都不能依靠人的双脚,只能雇几匹可怜的驴子,驮着我们过去。马的价格太高了,我们雇不起。那群人里很多没有资格骑驴,只能跟在后头慢慢走。一路上我们缺吃缺穿,吃的是树林里的果子和树皮。捕猪已经变得很艰难,既没有工具,也没有体力。几个小女孩病死了,人们把他们埋在树根下,为她们撒上一些花瓣,两眼发黑地唱着哀歌。后来有人说花瓣也可以吃,于是他们又从土堆上捡起花瓣来,嚼着吃了。领着我的女人事先将他们的衣服藏起来了。她叹着气说:“我对不起他们。主啊,原谅我吧!我是为了孩子的生存。”

换上那些旧布缝制的豆绿色裙子时正好是个晴天,霍利拉着我在草坪上转圈,他对我说:“真好看,你还是穿裙子好看!”

还是“我第一次看见你穿裙子”?我不知道,这两句的意思相差可远了。印象中是前者,因为当时他似乎一直认为我的衣着不妥,而他并不知道我其实不是女孩。

我似乎从迁移地出来时就认识霍利了,他随我们一块走,他原来是我的邻居。没有人照顾他,领着我的女人不照顾他,他只好自己照顾自己。有时候我也照顾他。

有时他悄悄给我打来兔子,和我分着吃了——又记得是我自己捉的兔子,自己吃了,他不在。他在时,给我找来的都是难吃的东西。我分不清什么叫好吃,什么叫不好吃,什么都一起吃下去,味道不对就吐出来。他在一旁惊慌失措,又不会去叫大人过来,只是一个劲的给我拍背,张惶着说“对不起,对不起”。等我喘过了气,他就和我一起去溪边打点水喝。

路上我们总是能碰到很多士兵,有的从前面来,有的从背后赶上我们。从前面来的士兵总是欢声笑语,慷慨大方,送给我们一两包军粮或几个苹果。从背后赶上的军队总是凶神恶煞,脸色苍白,两眼发直,僵硬地询问带队的男人有没有吃的,“要全部为国家贡献出来”。他们穿的都是同样的制服,出发时是崭新的,回来时,是从死去的战友身上扒衣服穿。后来我们学精了,遇见前面的军队,就高兴地迎接上去,遇见后面的军队,就赶紧躲藏起来。不知被我们躲避的那些背后的军队,要从哪里获得他们需要的粮食?我对霍利说,另一支队伍吧,也许他们会去那里。

什么另一支队伍,霍利说,没有另一支队伍,只有我们这支。我望着天空中孤零零的一朵白云,摇头说,不,应该还有一支的吧。于是他只能说,好吧,也许有,只是我们素未谋面。

只是我们素未谋面。


我不知道我为何会从记忆里挖掘出一段经历的两种面貌。我想前一种记忆是我更愿意提起的,那里有鲜花、白云、两小无猜的童真,有我那时未懂得、但现在明白了的爱。然而第二种记忆才更趋向于真实,否则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现在仍然如此厌恶阴暗的雨天——这种压抑的气氛。

就像编造一个故事,一个安徒生式的童话,最初的版本总是在美好的外表上一层又一层现实的丑恶,但在岁月将它重编之后,它就成了最美好、也最普通的一个版本。人们喜欢童话,我也喜欢,虽然知道万事如意不过是自欺欺人,但总还是愿意相信的。

霍利就如一场梦,探不清他从何处而来。梦境无法追溯由来,而他也是。只是记得,他与我相伴的那段日子,是不会错的。


大迁移时我还没有哥哥,或者说我不认识他。大迁移结束之后,我曾经去过巴黎,在那里有人告诉我“你有个哥哥”,然后带我去见他。那之后我才认识了他的。

我与罗维诺的往来很少,患病之后因为无法自己承担医院的费用,才到南意大利去找他。入院后,我在巴黎的柏林旅居时认识的两个人曾来看望过我,他们是一起来的。巴黎的人知道我曾经参加过大迁移的事,答应我去帮助我寻找当时领头的那对男女。关于那位女士与白发男子结婚的消息也是从他那里听到的,他曾见过白发男子一面,但如今应该已经联系不上了。

他们都不知道另一支队伍的存在,更不知道霍利。我想,也许他们知道的大迁移是他们父辈和亲戚的那一支队伍,如果他们去询问了自己的父辈,就会知道那一段历史,并且他们就会知道霍利。


我们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走。第二年的时候,我们赶在一个城市沦陷之前到达了那里,并在那里停留了半年左右,甚至更久。当时我们的队伍的人数是整个大迁移途中最少的时候,只有二十多人。领队的男人认为战火暂时不会蔓延到这里来,于是就决定现在这里住一段时间,攒够了钱再继续西行。

他说:“我们已经没有可以回头的家园了,那么在什么地方停留,又有什么区别呢?”

他租了一套房子,恰巧容得下我们居。霍利也不走了,留了下来,和我们住在一块儿。女人是队伍里唯一的成年女性,她给我穿上围裙,教我扫地。所有的孩子都要学会做家务,而男人们开始在外讨生计。霍利有时会来找我,帮我扫地,帮我做家务。

居住在那里的第二个月,有一天早晨,男人们很早就回来了,兴奋得手舞足蹈,他们后面跟着几个搬箱子的灰头土脸的人。领队的男人将那个庞然大物拆出来,组装它,忙活了一整个早上。那黑色的东西放在客厅的角落里,充足的光线映得它那三角形的板子反射着白光。男人说,这叫钢琴,他们从贵族们的垃圾场里找到的,还是全新的。说着,他把手放在白色的条格上按了一下,于是巨大的美妙的轰鸣声将我淹没了。

那之后的日子就快活多了,男人闲暇的时候,总是坐在书桌前写写画画,他管那叫做五线谱。大迁移结束后我在巴黎看到了一些熟悉的乐谱,才知道原来男人写的很多都是肖邦的曲子——他凭照记忆,写出了几十首乐曲的谱。

夜晚时,大伙儿吃过晚饭,就聚在大厅里听他弹琴。窗户打开了,风吹进来,轻柔地抚过我们每个人的头发。我和霍利缩在角落里,他拿着一本砖头一样的诗集念给我听。我听着听着,总会倒在他的肩头上,昏昏睡去。

我回到意大利后几年,才发现他当时念给我听的是第一版的《神曲》。印象中小男孩那种清朗坚定的声音......但是记不起来了,他的声音随着他的模样,都一同消失在风里。


夜晚九点半,雨还在继续下着,罗维诺终于推开了病房的门。

他是一个典型的南意大利人,身材精壮,皮肤被充足的阳光晒得有点发黄。他摘掉头上的一顶黑色的毛毡帽,坐到我身边来。“怎么样,好点了吗?”

“我觉得还算可以。”我答,“今天那个漂亮的女医生没有来,换了一个男的,迟到了一个小时。”

“切,这帮庸医。”他咕哝道,眼睛瞄向角落(仿佛那里有什么似的),“弟弟!你见过她多少回面?你爱上她了吗?”

“看到天使就会禁不住多看几眼,这不是人之常情吗?”

“我倒是希望你能爱上她呢!有小女友照顾你,总比我一个大老爷们强。我说,你还是找个女友吧!初恋都没有,也太丢人啦。”他站起来,握着自己的裤管,试图将被淋湿的裤脚抖干。

“初恋是有啦,只不过是个小男孩......”我偏过头去,望着墙壁上方的窗户。

他没有听清楚,漫不经心地追问我,而我只是嘿嘿笑了一下,没有重复。


霍利一路上都以为我是小姑娘。我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男人,什么叫女人,虽然隐约觉得可能不太对,但是从没有反驳过他。

领队的男人给我的那套画具是配着颜料的。在房子里居住的那段日子里,颜料用得很快,不久就用光了。我喜欢给霍利画像,他总是指着这儿那儿说不像。起初用的还是白纸,后来只有一种褐黄的粗纸可以用了,但霍利从来没有嫌弃。他从野外摘来一大捧花让我画,画完之后就送给了我。

有一天夜里,我和他悄悄跑到了屋顶去看星星。星光很亮,地平线上有一条银白色的带子,霍利指着它说那就是银河,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那晚的月亮很圆,大得像个盘子,发着橘红色的光。四周的云都散去了,月光亮的就像是白昼一样。他结结巴巴地对我说,费里西诺安,我喜欢你。

我说,霍利,你的脸就像月亮那么红。

他总是喜欢说要保护我,但其实他自己很弱,一起去郊外的时候,我甚至是保护他那一方。我说要互相帮助才行,他却每次都羞愧得一言不发。或许他是认为被女孩子保护实在太丢脸了,可实际上,我也算是个比他强一点点的小男孩啊。

大迁移的路途中,霍利总是时而出现时而消失,出现时他必定是只在我的身边,消失时或许是回到他的队伍中去。他对我说他有一个很敬仰的人,但那个人游离在队伍之外,他得去找他。居住在房子里的那段时间,是霍利出现得最频繁的时候,之后,就越来越少见他了。

大迁移结束后,我去巴黎之前,我曾经联系上了领队的男人与女人。男人随着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,折返回去,投身到保卫那个城市的战争中。他们将城市保护了下来,男人继续租赁着那套房子,将它修缮一翻后买了下来。他的钢琴还在,他说那里令他想起故乡。女人到别的地方去了,我始终没见过她,但从她寄来的信件中我能知道,她过得很好。

那时我已和霍利失去联系三年了,我试图通过队伍中的人们回忆霍利的去向,但他们都说,似乎没有见到过这个男孩,或者也许见过,但没有印象。我想,如果他还在人世,没有被战火吞没,那么,或许我就是当年那些人中唯一记得他的一个了。

去了巴黎之后,我再也联系不上当年的那个男人和女人了。巴黎的人说很难找,因为当年的队伍里并没有法兰西的人,这就失去了寻找的桥梁,而且我根本不记得他们的名字,只记得模样——可是那个年代下的人们,哪个不是那般贫穷和消瘦的样子呢?我只记住了霍利,然而他是更不可能找到的了。

在那个城市里居住了五个月之后,我明显地感觉到气氛变了。男人们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早,一回家就把所有的门窗都锁上,所有人聚在大厅里皱着眉心议事。我看到女人和他们争吵,男人们也互相争吵,彼此谴责。我很害怕,只好躲进厨房里。霍利也进来,陪我下棋,但我们两人都心不在焉。

上门来找领队男人的人也越来越多,他们每个人都抽着烟,说话时喜欢用手中的黑色文明棍敲打地面。男人应付不过来,垂头丧气地回答他们。

街上的人越来越少,不少邻居收拾了行李打算搬走。一些穷人找上门来,问男人他是不是就是大迁移队伍的领头,哭着求他带上自己一起走。我在当地认识的几个小孩子也跑来问我,能不能带上他们一起走,我全都答应了,但最后出发时,他们都没有来。

我终于知道我们要走了。房子里的东西一件件被变卖,有个商人专门来购买这些家具物什。沙发、桌椅、床、厨具和窗帘,一一地全被卖掉了,只有那架钢琴——男人的手抚过琴键,惋惜地叹息着,最后,只把乐谱卖掉了。当时他穿着的讲究的白手套和领巾,也卖掉了。

我的画具不知是那时候混在一堆杂物里卖掉了,还是遗落在哪里了,总之弄丢了。我给霍利画过很多幅画像,可我也不知道到底消失到那里去了。我如今只记得对他的描述:白净的肌肤,淡金色的头发,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,眼睛则是蓝的。成年后我遇到过不少叫霍利的人,还有很多符合这一描述的人,男人女人都有,只是没有哪一个能让我觉得有那么一丝熟悉。我喜欢为他们画像,但我想,那个真正叫做霍利的人,可能早已不在了。


我回忆过,大迁移的路上总是会经受各种贫寒。大人们叫苦连天,小孩子更不可能受得了。霍利总是在我因为艰苦而哭泣的时候来找我。他一出现,我的伤心就好了,就忍不住上前抱一抱他。他像个小大人似的,安慰我,手忙脚乱地擦眼泪,他说不要哭了,你看今晚的星星多美呀,想想每天都能看见它们,就能高兴起来啦。

我心情好的时候,他通常不会主动出现。有时我会发现他躲在一旁看我,等我追过去时,他又没影了,不知道跑到哪里去。

我在柏林曾经认识一个医生朋友,他是精神科的专家,医风严谨,为人也很不错,我很喜欢亲近他。他曾对我说起多年前的一个小患者,年龄还不到十二岁,他说他能够看见妖精,还有很多精灵朋友。他说那是他的一个哥哥给他召唤出来的,他的哥哥会魔法。后来我的医生朋友发现,这孩子常年一个人居住在偏远的海岛上,极少与人交流,周遭的孤独令他把哥哥讲的童话当成了现实,从而使自己在难以承受时得到些许安慰。后来调查过他的家庭,家里只有几个哥哥,“会魔法”的那个跟他比较亲近,但因为出身问题,家里不承认这个孩子,就把他放到海岛上去养了。那个孩子经常溜到往返于海岛与大陆之间的船,希望能找到他哥所说的“海妖”,但从来都不可能找到。

如果儿童在遭受苦难和寂寞会产生幻觉,那么不说是小精灵了,幻想出一个同龄伙伴又有何不可能?我觉得这世上是不会有关于霍利的痕迹了,于是我只能猜想,他可能只是年幼的我幻想出来的玩伴。如果是那样就好了!大迁移结束后的战乱时期,他就不会经受了;而且,如果他未曾消失的话,那么在未来的日子里我甚至也许还能见他一面呢。

罗维诺其实并不知道我有过好几个爱恋的女性,而且她们每个都不相同,可我从一开始就说明,也许我不会以婚姻为目的维持一段感情,如果女孩子对我厌倦了,那么就尽管离去吧;我只是沉浸在被人爱和爱人的这两种感情当中,尽我所能地对爱我的和我爱的人好。这算不算一种对爱情的痴迷呢?如果算是的话,那么这种天性从我小时候就开始体现了吧!

我想不出来,有谁会在年幼的时对自己的玩伴产生类似于“爱情”这种感情呢?尽管我从不少民间故事集里看到,也有不少男人成年后与青梅竹马的表姐姐结婚啦、也有不少男人婚后遇见小时候陪伴自己的邻家少女,便抛下妻子与其私奔啦,可那不都是成年之后掺杂着各种盘算的想法吗?相比之下,在懵懂时就意识到自己喜欢一个人,肯定是最纯粹的感情,即使童言无忌,但现在想起来,我确实是喜欢霍利的。那些爱幻想的孩童只会幻想出玩伴,可我甚至爱上了他呀。

我已经忘记霍利很久了,大概有了十多年的时间。现在突然想起来,我仍然意识到我思念他。如果他真的存在而且还活着,我想他也许有时,偶尔,时不时地,也会想起我吧……但是思念有什么用呢?上帝安排给他的戏份,他已经演完了,剩下来,他只能活在人们的话语和主角的回忆中了。上帝听不到我改写剧本的请求,我只好就这样接受了。


霍利在我们出发之前又离开了一次,我以为他还会回来,但他再也没有来。他在那时,就从此成为了我记忆中为数不多的清楚地消失了的人。有一批队伍找上门来——我不确定,那应该是军队——但不是来找带队的男人,他们上门来为的似乎是居住证明的事。他们从清早呆到了第二天中午,然后悄悄地走了。那天上午霍利找到我,他说他要去找那个他一直很憧憬的人了,问我要不要一起走。当时,那支军队已经在集结了,他急匆匆地问我,似乎只要我一点头,他就会立即拉上我的手离开这里。但那时候我犹豫了,我无法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果断地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,我不知道我该跟着他去餐风饮浪,还是跟着队伍流浪。因为——我忽然发现我离不开我们的队伍了,我认为队伍所在的地方就应该是我要留下的地方,那是我们的“家乡”。于是我沉默了,然后对他摇了摇头。

“好吧,费里西安诺。”他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,脸上表现出对我的担忧,“我离开之前,可以亲你一下吗?”

他的嘴唇在我的脸颊上碰了一碰,就小心翼翼地逃离了。我觉得那是花朵的轻吻,蓝色和淡黄色的花瓣,郑重其事又轻柔地掠过我的脸庞。柔软......那种触感转瞬即逝。我感到他仿佛从未触碰过我,只是站在那儿,耳朵尖儿有些红,鼻尖冒出细细小小的汗珠,紧张地问我,要不要一起走。

“好,那我们一起走吧。”

我应当是那么说,那么想的,可我沉默着摇了摇头,泪水从两个小男孩的眼眶里涌出,然后沾湿了我们的衣裳。

“我还会回来找你的。”

那是霍利说的最后一句话,因此我以为他还会回来的,然而我从没想到,他在短暂的离开前是不会向我告别的,我们那日流下的泪水,也并不是无缘无故的。他跟着军队走了,一群人扬起了地上的尘沙,然后他们消失在烟尘里,退下了舞台。


有个陌生的男人走进我的梦里,他有着柔软的金发和湛蓝色的双眼,他对我轻轻笑了起来,说,费里西诺安,你比我想象得更好看。

大迁移结束后,我从法兰西、还是别的地方乘船回到意大利,在邮轮上我遇到了一个叫霍利的成年男人,他隔着人群给我写信,他没有看到我。那封信到了我的手上,上面写着:我无法再问你要不要跟我走了,因为此刻我也无所归宿;我所敬仰的人死了,我没有找到他的继承者;我将离开了。但我和过去一样,我依旧爱你,我已爱你一直爱到我死。如果你问我我是如何喜欢你的,那么我就可以说,超乎我的力量,超乎生命。

他将我们画具送了回来,夹板上有我画的山岳和溪流,那些被花瓣埋葬的小女孩,大厅里的钢琴,棕色长发的女人和弹琴们男人,唯独没有他。那些年里我只画了他,但没有他,没有他清晰的模样。也没有褐黄色的粗纸了。


  我从梦里走出来,病房外的雨从昨晚下到了后半夜。一场梦的记忆犹如海浪般涌过,又消退去,海滩上只剩一点痕迹。霍利,霍利,我所抓住的只有这个名字。

       房间里太暗了,只有一丝月光透过窗户投进来。我翻身坐起床,站在枕头上,靠着窗框,试图向外探看。雨丝小得看不到了,月亮很圆,用力散着橙黄色的光,而天幕中的星光永恒地在那发亮。我定晴一看,远处的几幢高楼遮住了灰白色的一道银河。

    一种莫名的安定的、喜悦的心情悄悄然从我的心底爬上来,我望着望着,不禁弯着眼笑了。除了他的名字,我不再记得有关他的一切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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